崇拜文化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，曾经造就了无数的崇拜对象，三国时期的关羽就位列其中，而且一直延续至今。然而，关公崇拜在历史上明显经历了一个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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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晋代才开始出现关于关羽的神话传说，但并不那么突出、强烈，更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。今天所熟知的关羽本人“千里走单骑”“过五关，斩六将”等英雄形象，在当时没有完全树立起来，“桃园三结义”等故事情节也未有丰满。然而，历史发展到两宋，关公崇拜文化才真正兴盛，无论当时社会普通民众，还是封建统治者，都把关公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显然，这与两宋时期特殊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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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两宋政治上的内强外弱是关公崇拜文化兴起的根本原因。虽然在北宋建立时赵匡胤就吸取历史经验教训，全面加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中央权力，强化对地方控制，改变唐末以来地方军阀混战的藩镇割据局面，但在实现中央权力集中的同时，也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，如“崇文抑武”之风盛行。尚武之风日衰的结果是，宋代虽有武举，但却以试策高低定去留，“武举发，先阅射骑，而试之以策为去留，弓马为高下”，使得对武士的选拔重文轻武，弱化了军事指挥者。另一个后果就是致使军备长期被忽视，“惟务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”。再者，军队腐败滋生，军中之人多参与经商。以范仲淹为例，“在庆州，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”，将回易到的利息“充随军公用支使”;九江巡尉司“常获贩私茶人，乃是本军出戍官兵”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北宋不得不面对军事作战频频失利，自身政权持续弱化，西夏、辽、金及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强势崛起，不断蚕食中原的现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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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两宋国家领土长期分裂的现状又推动了关公崇拜文化的兴盛。军事上的失利带来了国家分裂、社会动荡和百姓流离失所。如宣和末，燕云战事起，北方边界诸镇的兵祸连结，当地百姓纷纷“弃产而居京师”。在饱受连年征战、国家分裂的痛苦下，人民对收复失地和安定生活产生了强烈愿望，“靖康耻，犹未雪;臣子恨，何时灭?驾长车，踏破贺兰山缺。”虽然寇准进行坚决抵抗，岳飞、韩世忠等人一度收复大片领土，但这些努力在腐败无能的政府面前都是杯水车薪，难以改变失败的命运，终以“澶渊之盟”苟安一方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民众不由得产生了“我所需要的东西，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”的心理，��强了对英雄的渴望，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家园，恢复安定的生活，保佑他们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免遭涂炭。关公具有的忠义思想、高超武功，甚至其一生转战四方，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，镇守荆州，其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的悲壮人生，自然满足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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